製造幻覺：左派如何利用洗腦、灌輸和宣傳來對付你

新冠口罩是入門關卡。塞克斯頓將現代制約追溯到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——訓練狗聽到蜂鳴器就分泌唾液——然後將其應用於美國的疫情應對。佛奇在2020年2月的私人信件中寫道，口罩「真正的用途是給感染者戴的」，後來又承認口罩的效果「在邊際上——大概百分之十」。2023年考科藍（Cochrane）黃金標準研究證實，口罩「幾乎沒有差別或完全沒有差別」。然而美國人戴了好幾年的口罩。

每一次順從都降低了門檻。戴口罩制約了人們接受六英尺社交距離（佛奇後來承認這個數字是編造的），而這又制約了人們接受無法阻止傳播的疫苗強制令。到2021年，百分之四十一的民主黨人相信一半的新冠患者需要住院治療；實際數字是百分之一到五。信念超越了證據，因為反射性的服從早已被訓練完成。

這叫做「精神屠殺」（menticide）。這個詞由荷蘭精神分析學家約斯特·梅爾洛（Joost Meerloo）於1956年創造，意指有組織地摧毀一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。梅爾洛辨識出四個階段：
1. 透過酷刑、剝奪睡眠和羞辱進行人為崩潰
2. 屈服於並正面認同俘虜者
3. 重新制約以適應新的意識形態秩序
4. 可能從極權主義的魔咒中解放

史達林將其工業化。蘇聯審訊者使用「傳送帶」——連續數天的審問，刻意破壞睡眠規律——加上「站刑」（stoika），迫使囚犯踮腳站立數小時。1930年代的莫斯科公審秀上，曾經驕傲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要求對自己執行死刑，罪名全是捏造的。他們心理上的徹底毀滅才是真正的目的：向公眾發出警告，沒有人的心智是自由的。

毛澤東完善了這套兩階段系統。精神科醫師羅伯特·傑伊·利夫頓（Robert Jay Lifton）在香港研究毛澤東的「思想改造」，訪談了查爾斯·文森特（Charles Vincent）醫師等受害者——他被囚禁了三年。第一階段——認罪——包括無休止的指控、毆打和剝奪睡眠，直到文森特捏造出罪行。第二階段——再教育——透過每天十六小時的灌輸課程，以馬克思主義正統思想取代他已被摧毀的世界觀。文森特最終接受了「人民的立場」，即使獲釋後最初仍為共產主義辯護。

塞克斯頓在美國看到了相似的影子。DEI培訓遵循驚人相似的模板：強迫承認特權（土地致謝聲明、白人脆弱性練習），然後再教育為反種族主義意識形態。韓戰期間，二十三名美國戰俘在系統性洗腦後成為「叛徒」——承認捏造的生物武器罪行並拒絕回國。

強制恐懼有著古老的根源。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期間，革命法庭平均每天處決三十六人。蘭巴勒公主（Princess de Lamballe）因拒絕譴責家人而被暴民肢解。這些屠殺並非隨機——它創造了一塊恐怖的白板，革命者在上面強加新的理想。邪教專家史蒂芬·乘哈桑（Steven Hassan）將非理性恐懼的武器化稱為「恐懼灌輸」（phobia indoctrination），這是維持服從最強大的單一技術。

氣候災難論遵循同樣的模式。五十年來被推翻的末日預言——從1970年代的冰河期恐慌到乘高爾預測2013年北極無冰——並未削弱這場運動。202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，百分之七十五的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恐懼，百分之五十九對氣候極度擔憂。塞克斯頓認為，這種武器化的焦慮使人們的心智準備好接受激進的政治臣服。

納粹制定了一千九百條反猶太法律。希特勒從未正式廢除威瑪憲法——他從內部腐蝕它。他的人民法院（Volksgerichtshof）在十一年間下令處決超過五千二百人，其中包括一名因講笑話而被判死刑的神父。塞克斯頓認為，懲罰的隨機性正是關鍵：它瓦解了整個人口的反抗精神。

美國的版本較為溫和，但可以辨識。在2020年BLM暴動期間，二十億美元的損失被輕輕放過，而一月六日的被告卻因非暴力罪行面臨數年的審前羈押。曼哈頓地區檢察官乘阿爾文·布拉格（Alvin Bragg）拒絕起訴街頭罪犯，卻起訴川普。塞克斯頓看到一位秘魯獨裁者的格言在此運作：「對我的朋友，一切皆可；對我的敵人，依法辦理。」雙重標準本身就是武器——它教導公民，正義取決於政治立場。

麥基爾實驗證明了這一點。當加拿大研究人員將學生置於隔音小房間中，感官輸入極少且沒有人際接觸時，受試者在幾分鐘內開始焦慮，幾小時內陷入恐慌，不久後出現幻覺。大多數人撐不過一整天。科學家們對心智崩潰的速度感到震驚，終止了這項計畫。

北韓在國家層面將孤立武器化。金氏王朝切斷公民與全球網路的連結，處決任何被發現持有聖經的人，並判處觀看南韓影片的青少年十二年勞改。脫北者朴延美（Yeonmi Park）告訴塞克斯頓，她母親在她還是小女孩時就警告她，即使低聲說錯話，也可能連累八代家人。漢娜·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將這種更廣泛的現象稱為「社會原子化」——極權統治的先決條件。

身分建構抹除了個體。極權運動——從奧姆真理教到史達林主義到BLM——剝奪追隨者的個人身分，以群體身分取而代之。邪教規定統一服裝，毛澤東主義者強迫人們服從「人民的立場」，而今天的反種族主義運動要求承認特權作為入場代價。心理學家馬提亞斯·德斯梅特（Mattias Desmet）發現，群眾相信故事不是因為它們準確，而是因為它們創造了新的社會紐帶——這是群體形成的標誌。

回報是心理上的解脫。梅爾洛觀察到，放棄個體性能帶來歸屬感、保護感和匿名的狂喜。艾瑞克·乘賀佛爾（Eric Hoffer）指出，一個人越無法宣稱個人卓越，就越急切地為自己的群體宣稱卓越。索爾·阿林斯基（Saul Alinsky）的組織行動手冊建立在招募原子化、孤立的人群之上，為他們提供預製的人生目標。

俄羅斯完善了現代模式。蘭德公司（Rand Corporation）的一項研究辨識出普丁「謊言消防水管」的四個特徵：大量多管道傳播、快速且持續的重複、不承諾客觀現實、不承諾一致性。入侵烏克蘭後，俄羅斯官方媒體不斷將戰爭描繪為對抗納粹主義。牛津網路研究所（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）發現八十一個國家正在運作網路部隊散布虛假資訊。

美國媒體運作著更精巧的版本。根據2022年雪城大學（Syracuse University）的研究，只有百分之三的美國記者自認為共和黨人。2014年之後，「種族主義者」、「種族歧視」等詞彙在主要報紙中的出現頻率暴增。皮尤研究中心（Pew Research）顯示，認為種族主義是「大問題」的美國人從2011年的百分之二十八幾乎翻倍至2017年的百分之五十八。塞克斯頓認為，改變的是敘事，而非現實。

Google的Gemini AI生成了一個黑人喬治·華盛頓。2024年2月，塞克斯頓測試了Google的新圖像生成器，發現它將開國元勳描繪為黑人男性。Google稱這是一個程式錯誤。塞克斯頓認為這是AI大規模改寫現實能力的預演——蘇聯曾試圖用剃刀刮照片來做同樣的事，但從未完全成功。

腦機介面進一步提高了風險。伊隆·馬斯克的Neuralink已經讓人類僅憑思想就能控制電腦滑鼠。塞克斯頓警告，如果植入物能控制物理世界，它們最終可能抹除或植入記憶，繞過極權主義者一個世紀以來所依賴的精密心理操控。自主性的最後堡壘——我們的心智——正面臨前幾代人無法想像的技術侵蝕。